【新刊】卢晖临｜文史训练与社会学想象力的养成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专题：作为中国研究方法的文史哲传统（笔谈）”。图片来源：新浪网。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在社会学的众多概念术语中，“社会学想象力”占据着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它不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具体概念，而更像是对观察和解释社会这种知识活动本身特质的刻画。与其他社会学概念相比，社会学想象力的用词带有很强的玄虚色彩，语义也略显暧昧朦胧，但它对社会学志业特质的构想却激励了无数社会学人，从刚刚迈入社会学门槛的大学新生，到巨作等身的资深学者，莫不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已经成为社会学人建立对于社会学学科认同的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这一概念的首创者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那里，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特别的心智品质，借由它，人们才可能获得对周遭世界及自身的清明认识。他认为，社会学想象力是那种能够从最与人无涉的、最遥远的外部变化，转化到人的最隐秘的自我特征的能力，社会学想象力使得我们能够理解历史和个人生平，以及二者在社会中的关系。我们可以将社会学想象力理解为一种在个体和社会之间，在微观的个人困扰和更宏大的历史进程及社会结构之间建立联系和转化的思考能力。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全部使命，就是发展社会学想象力。

　　怎样去培养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痛并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学已经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训练的课程体系，初次接触到社会学想象力这一概念的学生，在被它激励和感召的同时，往往会对社会学课程产生热切的期盼，他们希望通过社会学课程的学习和科研实践，逐渐掌握社会学的分析视角和方法。一个“常人”，装备了社会学理论、概念和方法这一套工具，就像是镀金术一般，摇身一变，成为“社会学人”，似乎就自动充满社会学想象力了。

　　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期盼。大家知道，社会学本身并不产生知识，社会学的全部知识其实都来自对于社会的观察，更确切地说，都来自对于“社会人”的观察。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以下场景：一个青年学生上了一两年方法和理论课，回头让他／她去面对一个农村的老太太、一个农村的小媳妇，或者是一个打工的同龄人，又或者是一个官员，靠那些在课堂上学到的社会学概念、方法，他／她能够和这些“社会人”进行比较深入的交流，能从这种交流中获得研究对象身上一些特别有价值的信息吗？我想在座的各位如果有相关经历，就会猜测到，这个装备了方法和理论盔甲的青年学生，不要说很难获得可以滋养社会学想象力的来自社会的丰富扎实的素材，而且自身很大可能就会陷于手足无措的窘迫中。

　　说这是不切实际的期盼，并不是否认社会学方法和理论的作用，毫无疑问，社会学方法和理论的严格训练是成为“社会学”人必须经历的环节，但一门以社会和“社会人”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一门严重依赖于通过人与人（“社会学人”与“社会人”）之间交流获取资料的学科，如果不在培养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沟通能力上下同等功夫，那么更高境界的“社会学想象力”大概就只能永远交付“想象”了。

　　“社会人”是“社会学人”的研究对象，“社会学人”在其所在的社会里当然也是“社会人”，但一般的社会学训练不会去关注“社会学人”的“社会人”身份对于他／她做好社会学研究的作用，更不会在“做‘社会人’”方面去下训练的功夫。将“做‘社会人’”与“做‘社会学人’”放在一起谈，是要破除对社会学理论、概念和方法“镀金术”的迷信，突出“做‘社会人’”对于“做‘社会学人’”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此，“做‘社会人’”的含义与我们日常用语中的“做人”相似。“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大概是中国人“做人”的最高境界，《增广贤文》差不多就是这样一本实用训练手册，教人明事理、通人情。搞自然科学也许无须明事理、通人情，伟大的科学家队伍里，不乏不明世事、情商低下的人，因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现象，研究者不需要与其研究对象沟通交流。社会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是人的行动、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的活动所造成的社会现象。社会学不仅需要借助一套社会学研究程序和方法去观察其研究对象的行为，而且需要借助同情心、同理心去把握其研究对象的“言下之意”和“难言之隐”。这就对“社会学人”作为“社会人”的状态和水平提出了要求，而且这种要求比一般用语中的“做人”可能更高。普通人只是在自己的圈子里“做人”（或者说“做‘社会人’”），很少有机会深入地接触其他圈子里的人和事，也没有机会或者意愿去了解其他圈子里的规则。但是“社会学人”就不一样了，他／她今天可能研究山区农民，明天可能研究流浪歌手，以后还可能关心“失独”家长，仅有这些相关领域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是远远不够的，研究能否深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与这些研究对象有很好的沟通。在“做‘社会人’”方面下功夫，就是在培养和积累研究者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人”沟通的资格和能力方面下功夫。

　　青年学生由于生活轨迹单一，社会经历欠缺，“社会人”这一面往往还处在初级发育阶段，因此在学习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很有必要在“做‘社会人’”方面多下功夫。“做‘社会人’”的目标其实就是通人情、明事理、知世故。提到“世故”，很多人会有非议，认为是很负面的东西。我不想在价值层面讨论这个问题，只想指出一点，如果世故是这个世界运行背后的基本生活逻辑之一，那么以一副天真面孔面对这个世界有助于揭示它背后的奥秘吗？其实，“做‘社会人’”不仅是对青年学生的要求，而且完全可以成为我们评判资深学者研究水准的一个重要参考维度。你读一个资深学者的经验研究作品，很可能折服于他使用的理论框架和精致的分析技术，但如果你碰巧发现生活中的他在通人情、明事理和知世故方面有着严重缺陷，那么你大可以暂时对他作品中的判断抱持高度怀疑的态度。

　　青年学生如何自觉地、系统地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社会人”呢？当然可以通过生活中的各种社会历练，和形形色色的人多打交道，在实践的维度上让自己不断地丰富起来，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个自然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社会学人”来说太过漫长，大家不可能等到阅历丰富、阅人无数这样一种“社会人”状态才去做研究。社会学的田野训练不仅是一个做研究的过程，而且也是研究者自身作为“社会人”迅速成长的过程，但是从研究角度看，那又何尝不是一次次浪费田野机会的过程呢？

　　文学和历史通常被看作与社会科学有明确界限的人文科学，读一些文学和历史作品往往只是在提升个人修养的意义上被鼓励，它们对于提升社会研究能力有什么作用，似乎一直是被忽视的话题。在此，我仅就文史训练对于“做‘社会人’”方面的作用发表我的一点看法。

　　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理解，特别难以克服的困难是生命历程不同阶段之间的隔膜。对于处在生命历程青年阶段的人来说，要去理解之后的中年和老年，要面对的挑战更大。譬如你打算去做一个和中年危机有关的研究，尽管你读过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对中年阶段主要心理矛盾的分析，但是你对于中年人的生活状态、心理和感受还是难以感同身受。如果你认真读过《一地鸡毛》《人到中年》《月亮和六便士》这样的小说，它们对小职员在生活重压磨砺之下逐渐放弃梦想随波逐流，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之间艰难平衡，以及人们逃离主流但平庸的生活转而追寻自我……等等关涉中年的主题有非常细腻的描写。这样的作品当然不能替代你接下来要做的研究，它们对你的帮助，在我看来，是以一种代入感的方式大幅缩短你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生活和心理距离，让你在“社会人”的意义上尽可能地贴近研究对象，增强你与研究对象沟通的资格和能力。

　　读文学作品的作用，当然不仅是帮助研究者跨越自己的生命历程，而且可以帮助研究者走出自己狭小的生活世界，以品百味人生的方式走进不同的生活世界中。你可能是一个在城市中产家庭里长大的孩子，相关的文学作品可以带你走近那些为了生计苦苦打拼的贫困农村家庭长大的同龄人，或者让你有机会去了解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等到有朝一日真的有机会在研究中接触到这些陌生人时，你会惊喜地发现，那些文学作品早已帮助你拉近了与他们的距离，你会在交谈中提出更适宜的话题，你会更加懂得如何跟他们进行情感交流，也更加能够理解他们欲言又止、欲说还休之处。

　　做好了“社会人”，善于与研究对象沟通交流，当然不等于就成为一个好的“社会学人”。作为“社会学人”，我们需要去审视和洞见“社会人”的经验，这要求我们首先成为“社会人”，获得了解和呈现作为研究对象的其他“社会人”的经验的资格和能力，但同时又必须克服日常生活中“社会人”经验的局限性。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我们去揭示那些“社会人”经验中被遮蔽的东西。而在社会学之外，历史知识和视野对于我们反思当下的经验，尤其有帮助。

　　回到米尔斯，米尔斯在他的著作中呼吁每一门社会科学都需要有一个历史的观念领域并充分地利用历史资料。对于社会学来说，历史视角的主要功用并不是搞清楚过去究竟是什么，而是获得一种“跳出身处的当下看当下”的敏感性。置身于自己时代的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各种现象自然最熟悉，但也因此很容易产生习以为常甚至习焉不察的局限性。回望历史，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个体行为、家庭形态、代际关系等微观层面的变化，而且尤其能够看到统治形态、城乡关系等宏观层面的巨变，历史视角促使我们去思考过去何以走到现在这个基本的问题，促使我们去揭示那些形塑当下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经济条件。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学研究基本上以当下的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引入历史视角并不意味着一定走向历史研究，而是以历史视角赋予我们的敏感性去向当下提问，完成针对现实社会的更深刻的经验研究。历史知识和历史视角“让我们认清历史结构和自身的位置”（米尔斯语），让我们超越为所处时代局限的“社会人”的经验，是社会学想象力养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最后，我想举一个小例子。

　　前年，我让一位硕士研究生去研究回到农村的年轻妇女。我们在安徽有一个长期跟踪的村庄，那里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妇女，生育后便回家带孩子，由此可能陷在家中一两年、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位同学花了相当大的功夫，但是最后写出的论文我不是太满意。我事后反省，有两个因素影响了其论文的深度。第一，这位同学的“社会人”身份与农村留守妇女之间的距离太过遥远了。作为一名二十四五岁的一直没有走出过校园的学生，她如何才能去理解研究对象看似极端自由而又处处受限，想要发力却找不到方向这样一种处境呢？如果她接触过与农村留守妇女生活相关的作品，对她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焦虑与压力有感同身受的了解，那么她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是可以大幅度缩短的。第二，这位同学还缺乏历史的视角。过去的农村生活，譬如20世纪80年代之前，甚至大规模打工潮之前的农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农村妇女是什么状态？再往前推一百多年，所谓传统社会中，农村妇女是什么样的状态？在这一点上这位同学也没有去充分地了解。第一个因素造成研究者很难真正进入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活世界，无法系统全面地呈现她们的经验，更难以触碰到她们的个人困扰。第二个因素造成研究者对于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变化缺乏长时段的比较意识，对于她们观念和行为的变化缺乏足够的敏感性。作为导师，我当然是有责任的，事先没有做足够的提醒和督促。

　　简短总结，文学作品可以帮助青年学生加速自身“社会人”的发育进程，缩短与研究对象之间在生活和心理上的距离，以“通人情、明事理、知世故”的娴熟的“社会人”身份与研究对象进行沟通和交流，有效了解和呈现研究对象的经验。这与社会学想象力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却是任何合格的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通向社会学想象力的基础条件。历史知识和历史视角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种面对当下“社会人”经验和当下社会现象的敏感性，有利于其克服经验和时代意识的遮蔽，在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之间不断辨析和发现联系与转化的线索，这是社会学想象力养成的一个重要途径。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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